文 / 郭力昕
重讀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告>，如電影蒙太奇般堆疊出各種影像、記憶與心情。第一次看到這份報告在《人間》雜誌連載，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那時曉榮和我都還年輕。時光飛逝，《人間》雜誌於今，似乎已成為一則傳奇與美談；一九八五年創刊號封面上那位俊秀而至有著些異國風味的阿美青年高昌隆，多年後在基隆附近山區墜崖身亡；二十幾年前因捕魚作業而被截斷中指的阿春，在工地的粗活中又截斷了兩根手指。我們疼惜的《人間》伙伴李文吉已驟然辭世，我們敬重的思想啟蒙者、《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則仍為病魔所苦。台灣社會與全球的變化已翻天覆地，雖然有些人與事並不隨之起舞。而我們也先後邁入初老之年。
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關曉榮在我心中，仍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在幾種意義上，對我而言他都是一種典範。我仍清楚記得，當年在《人間》辦公室第一次見到關曉榮，他背著書包，到編輯部送來最新攝影作品的瀟灑不羈模樣。他學的是美術，當過老師，開過計程車，在中時、天下雜誌這樣的大媒體待過，但可以在掙得相機和底片錢之後，隨時不戀棧地離開，跑到八尺門和蘭嶼長時間蹲點記錄。關曉榮的社會歷練豐富，情感充沛，而他與人的言詞間謙和溫柔，沒有一絲江湖味或狂狷藝術家的姿態。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帶著對尤金‧史密斯式專題記錄攝影工作的浪漫想像，回到台灣參與創刊中的《人間》雜誌，但很快尷尬地發現自己既不能吃苦，也沒有夠好的攝影創作才華。當我閱讀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告時，知道他是在一個何等簡陋困頓的地方蹲點觀察和記錄，每日面對都市底層原住民無解無告的現實困境，持續近八個月之久。一九八七年的蘭嶼計劃，則更連續蹲點了整整一年。做為記錄攝影者，我做不到這樣的事，只能在心裡佩服著。
當然，徒有蹲點精神與毅力，並不必然讓作品有閱讀價值。關曉榮的八尺門和蘭嶼專題報導，我認為是台灣至一九八0年代末為止，在紀實攝影的實踐裡最深刻飽滿的典範。八尺門和蘭嶼兩份紀錄攝影作品的問世，也讓我對紀實攝影能否產生政治話語的疑問，得到了一個正面的文本範例和回答。
一九八0年代到達了高峰的台灣社會紀實攝影的實踐，嚴苛的看，普遍比較缺乏提供具有政治性向度的認識。許多也花了心思和力氣的作品，或者題材本身值得被看見，或者影像表現比較突出，甚至選題和視點掌握了「政治正確」的相對進步立場。然而，好的題材或影像本身，不會自動成為有政治意義的話語；政治正確與進步姿態的展示，若沒有伴隨著對題材深刻一層的分析性語言，和真正動人的生命影像細節，那麼正確姿態也常容易流於廉價和做作。
關曉榮的圖文敘事，是報導文字與紀實攝影的典範，首先在於他面對題材時，總能以情感的關注出發，而以理性的分析總結。在他的第一份原住民生活報告<八尺門手札>裡，我們已經清楚的看到，關曉榮的影像貼近八尺門原住民的漁民生活空間與細節，文字陳述亦是如此，但兩者皆是內斂、素樸、不煽情的。此乃敘事者高度的自制表現，是一種對敘事方法有意識的選擇。
我相信，以關曉榮的文字能力，若他想要稍微書寫得濫情花俏一些，是輕而易舉的；而他的美術訓練，使他若想在影像構圖上多花心思，亦非難事。但這正好是紀實攝影的一個倫理問題：記錄者究竟是要展現別人的問題，還是自己的藝術？好的藝術語言，當然可以加強議題的話語效果，它並非絕對的二分；但我常在實際的影像作品發現，當一個人的心思總是花在影像構成本身的藝術性時，他所宣稱對主旨的注意力，也就逐漸轉移了。這是何以我批評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之紀實攝影的原因：儘管他的題材看似在紀錄全球化下的勞工和流離者，其關切也時而具有左翼觀點，但他成就自己為全球知名且昂貴之攝影藝術家的意義，仍遠超過他作品所產生的政治作用。
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告是一種典範，不僅在他敘事方法的掌握上，更在作品展現的深刻問題意識和反省力。底層社會的題材，常能博得讀者的同情，但若缺乏對底層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描述與分析，那份同情將無以為繼，具有政治意義的認識和行動將難以發生。關曉榮的問題意識與反省，不僅針對他的題材，他與題材的關係，也及於紀實攝影本身。在為此版本所寫的前言和後記裡，作者深切地敘述做為執筆與使用相機的漢人的自己，和淪為高風險職業之都市原住民的基本差異（例如，他和摯友阿春之間難以跨越的階級差異），也誠實地指出，一九八0年代以來的原住民運動至今，原住民的普遍處境，並未有多少改變。
這樣的自省極為誠懇。理解關曉榮的八尺門和蘭嶼報告的人都知道，這兩個原住民專題，分別對八尺門原住民居住問題的改善、和蘭嶼反核廢運動的推展，曾經做出相當實質的貢獻。關曉榮的紀錄攝影與文字作品，達到了紀實攝影能夠發揮的最好的作用，一如尤金‧史密斯的Minamata專題，協助日本漁民爭取環境正義的貢獻。但是關曉榮並不太想提這些。他重回八尺門所看到的，是台灣原住民族令人沮喪的現實處境。關曉榮面對自己當年的紀錄影像將重返八尺門、圖文紀錄也將重新出版時，他思考的是「記錄」這件事的有限性，以及這些重現的意義究竟為何。
關曉榮在新版前言裡，對紀實攝影的反思，至為透徹：「面對當年的紀錄，驚覺記錄的有限性和現實多變的複雜性。紀錄與敘事的把握，只是紛亂、蕪雜、龐大、從不停止變動的現實難以捉摸的一個單薄、脆弱的努力。被紀錄方法的侷限隔離，斷裂在敘事之外的世界，總存在著更大更深知所不及的真實。」他進而提出，紀實影像將物質世界「視覺化、空間化、經驗化」的現實主義取向，必須和能將現實「脈絡化、歷史化、概念化、思想化」的文字敘事相輔相成，並且在時間與歷史的參照之下，才能盡量彌補紀實圖文在敘事上的有限性。我相信，紀實攝影若有政治話語的可能，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反省意識上。
今日再讀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告，它保留下來的最動人的意義，也許就如作者所揭櫫的，是一種人與現實搏鬥所展現的精神力量的註腳。關曉榮對人的尊嚴與生命意義的捍衛，不僅清楚展現在他的攝影裡，也充分流露於其書寫，使他的文字敘述儘管已經十分收斂，而筆鋒仍常帶感情。他與阿春再聚面的細描，非常動人，而他思念遠在北京工作的女兒的短短數語，也相當真摯。是這樣一種對人的深切情感，使關曉榮對原住民和底層問題的關切與反省，超越了一種漢人中產階級贖罪意識的層次，而具有提升了的精神高度。
這個左翼人道主義的精神高度，是關曉榮昨日與今日所展現的風貌。它本應該存在於任何一個還在乎公義價值的文明社會中，剩下的只是它應該如何有效的被擴音，以更大範圍的感染著今日與明日的新世代。關曉榮對歷史、社會與政治的批判性分析，觀點是深刻的，但其陳述語言的密度與風格，對缺乏左翼史觀復缺乏文字鍛鍊的一般年輕世代而言，是否可能稍嫌艱澀。它在今日所能產生的動員效應，或許需要再思考。
我們要集體對抗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困難挑戰：如何讓汲汲於經營網路世界之個人存在感的青年，探出頭來聆聽他人的故事與苦難，進而體會自己製造展演的存在感，並不那麼要緊。換言之，如何轉譯關曉榮書中那些重要的思想與意見，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是所有左翼行動主義份子的共同挑戰。它確實非常困難，但也並非不可能的任務。典範不僅留在昨日，還要發揚到明日。因為這樣的實踐決心與方法探索，讓我們或許能真正回應關曉榮在書末「對老去的堅強」之動人召喚，而繼續向前，也因而使左翼行動主義者永遠不老。
《八尺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關曉榮 | 南方家園出版 | 2013年 | 25 X 19 cm
郭力昕，影像文化評論者、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著作包括：《書寫攝影》（1998）、《再寫攝影》（2013）、《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2014）及《製造意義：現實主義攝影的話語、權力與文化政治》（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