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日本,1982》

文/阮義忠

攝影四十多年,家中那一整面牆的影像檔案,除了已出書的,其他多半只標了年代,拍攝日期與地點均尚未梳理。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樣片上清楚寫著「1982年1月28日 至 2月10日」。那是我第一次踏出國門,後來去過的許多國家,相關資料就只能儘量回憶、大致判斷了。

三十多年前拍的這些照片幾乎沒發表過,現在整理出來展覽、出書,感覺好像是新創作。《日本,1982》的60張照片是從十九卷35mm底片中選出來的,一卷36格,兩星期旅途總共按了684次快門。

那年頭離開台灣不容易,一般民眾直到1979年才能赴海外觀光,男性公民還得服過兵役、年滿三十。好不容易盼到而立之年,又過了七百多天才終於趁春節跟兩位朋友出去闖一闖。回頭城老家吃過年夜飯,初二陪太太回娘家,初四便直奔機場,飛往東京。

一切都新奇,所有景物都想拍。久居小島的我像脫籠的鳥,渾身上下充滿了喜悅,從沒那麼自由奔放過!深夜抵達東京羽田機場,飛機還在滑行,已能看到舷窗外的雪像小白花一樣緩緩飄落。寶島四季如春,光是這一景就夠我興奮了!

我出生時台灣已光復很久,但日本的殖民影響仍處處可見。很多小孩的乳名都是日語發音,父執輩大多受過日本教育,平常聊天經常閩南語、日語交雜,有的日文還更好,不滿現況時便埋怨國民政府,懷念從前種種的好。

家家戶戶幾乎都有日文書籍,頭城老家的祖厝就有四叔、五叔積累的一大堆。童年翻看那些雜誌,每張圖片都好像在告訴鄉下小孩——日本就是「上等」。少年時期喜歡看書,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正當紅,文藝青年若沒讀過這兩人的著作,簡直就是羞於啟齒。一少一老先後自殺,竟也迷惑了一些人,以為尋死就是殉美、殉道。

機場空空蕩蕩。頂著寒風、拖著行李,先搭機場巴士到火車站,再換車進城,整個人都快凍僵了!三更半夜的月台格外寂寥,淒清的燈光下,稀稀落落的乘客撐著傘擋雪,表情漠然。人人彷彿都孤立在自己的世界裡,一上車便閉目養神。

兩排長座相對,車廂內的人一眼就可看盡。寒風刺骨,門一開就朝裡灌,邊上的一位獨腳男士卻倦極入睡,陪伴他的只有一副拐杖。當時日本國力正強,那孤單殘缺的身影,讓我彷彿窺見了秘密。

在三、四十年前,日本是先進、優雅、精緻、美好的代名詞。川端康成早就拿下諾貝爾文學獎,日製汽車席捲全球,照相工業重鎮由西方轉往東瀛,媒體三不五時就有日本商人併購歐美企業的消息。攝影界受到的重視也令人羨慕,紐約現代美術館辦過土門拳、東松照明、森山大道等十五位攝影家的〈新日本攝影〉展,日本全國發行量第二的〈朝日新聞〉也有興趣出版〈寫真選書〉套書。而我在《漢聲 ECHO》雜誌工作時剛開始接觸相機,社裡訂閱的日本《太陽》雜誌就是我閱讀圖像的入門書。

也因為如此,再加上距離近、公共場所普遍沿用漢字,第一次出國選日本再順理成章不過。毫無出國經驗的我,一切聽朋友安排,全程造訪東京、茨城、京都、福岡四處。首先在東京待一星期,下榻處為台灣同胞開的旅舍,陳設簡陋到可怕,感覺不像旅遊散心,倒像落難。那趟日本之行所拍的照片,我最喜歡的一張便是此景。看不出是在日本,也認不出是何所在,只有我自己知道是那間廉價民宿。三人擠在四個榻榻米大的通鋪,除了床墊什麼都沒。睡在這裡,坐在這裡,衣服、毛巾掛牆上;廁所、浴室在走廊,跟別人一起共用。

壁上貼著人類首次登陸月球目擊的地球初昇,有點詭異,讓我幻想自己是孤獨的太空旅人,海報上的點點刮痕即是宇宙星辰。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次旅行也彷彿到了另外一個星球,無論周遭環境或友人的情緒反應都讓我倍感陌生。雖是三人同行,卻總感覺孤獨一個。

整面牆本來掛滿衣物,十分凌亂,拍照前我把所有東西先移開,只剩下自己的毛巾、外套。或許這張照片預示了些什麼,因為不久之後,其中一位朋友就不跟我講話了。回台灣,三人漸行漸遠。

阮義忠,《日本,1982》

有天逛到原宿,見一群年輕男子佔據車道,蹲在地上吶喊不止。這樣的舉動在今天並不稀奇,但在當年,如此粗暴的情緒、表情、動作、聲音,著實讓我覺得是離經叛道、不可思議。日本人不是含蓄、拘謹、有禮、自律嗎,怎麼會這樣?

當時的東京已是高度現代化的亞洲中心,正值黃金歲月的他們,行為卻像蠻荒時代的原始人,孤立無援,只能拼命向遠方求救;又好像發春的動物,無法自己地嘶嚎。我不知道他們為何訴求,直覺認為,衣食無虞,倒讓年輕人開始覺得空虛,失去方向!

十年後我開始辦《攝影家》雜誌,又去了一趟日本。拜會一家大報社時,該集團旗下一本新創刊、號稱具全球視野的雜誌主編表示,日本文化圈已不看黑澤明的電影了,因為太落伍。我聽了嚇一跳!黑澤明怎可能落伍,怎會被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如此看待?無論是早期的《羅生門》、巔峰時期的《亂》或是遺作《一代鮮師》,都足以讓他在世界影壇永遠發光發熱。

幾年後,名為《馬可波羅》的那本雜誌因刊登一篇替德國納粹說話的文章而被迫停刊,日本外交部且因此而數度向全球猶太人致歉。記得那位主編長得一派斯文,應該也是有理想、要做事的人。然而,價值錯亂、方向偏差,同樣的熱情卻引出截然不同的後果。會將這張照片與那樁事件聯想,是因為謙恭外表下的蠢動野心格外讓人不安。

在淺草雷門寺附近的紀念品商店街也有難忘的經驗。遠遠看見幾位穿著傳統和服的年輕女性,我趕緊迎上前去,俐落地舉起相機,在與她們差身而過時按下快門。拍這樣的照片,一切都要準備地好好的,按快門的那瞬間只能是直覺反應。那個年代,所有相機都是手動的,我的Leica M4連測光裝置都沒,速度、光圈、焦距只能靠經驗判斷。

現代人會覺得這樣非常不方便,但經驗就是牽動身體反應的神經線,能使一切步驟按部就班、水到渠成。對我來說,拍照是一種極大的快感,需要身、心、腦匯集一處,拍成功了真是令人狂喜。如今的裝備一切自動,年輕人大概已不曉得那種滋味了。

阮義忠,《日本,1982》

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看日本電影長大的,偶像就是三船敏郎、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吉永小百合⋯⋯。無論「宮本武藏」、「七武士」、「盲劍客」,片中必會出現令人難忘的花魁或藝伎。有的楚楚可憐、柔情萬縷,有的才高八斗、俠義機智,但全都神祕美麗、複雜精細,若即若離地牽繫著男主角的命運。導演、編劇對這些女性著墨甚多,讓人有時電影情節全忘光了,關於藝伎的那幾幕卻總留在腦海裡。

打從小男孩時期,藝伎給我的印象就是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的。只有身分特殊的權貴才能一親芳澤,一般人幾乎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遇見她們。看見這幾位悠閒地踩著碎步而來,我興奮地幾乎是用衝地跑過去。其中一位女子嫣然而笑,十分可愛,我卻不禁悵然!原來她們不是藝伎⋯⋯

離開東京後,去了茨城。同行的另外一位朋友在當地有舊識,託他的福,我們不但吃得好、住得好,還趕上親鸞聖人御廟——國分寺的慶典。我們被當貴賓招待,受盛宴接風,並參觀了當地一所小學。無論在任何地方,孩子天真無染的笑靨總是最能觸動我;心情愉快,拍照狀況也進入佳境。

接下來,終於去了我此行最想造訪的城市——京都。在當地的一座公園裡,一對穿著傳統服飾、正在擺姿勢拍照的新人吸引了我。後來才曉得,日本人結婚禮儀繁瑣,有神前式、佛前式、教會式、人前式,相關產業特別發達,就是經濟再不景氣,這行也是一支獨秀。結婚在日本不僅是典禮,還是一輩子就只有那麼一回的集中投資,新人們寧可貸款、舉債也要把婚禮辦得時尚又風光。

那天,雙方親友盛裝陪伴在旁,拍合照的陣仗可大了,攝影師把所有行當都帶齊了,120相機不用說,連4×5也都架起來伺候著。我當然不能錯過這些鏡頭,誰知攝影師卻很不高興,老遠用手指著我大聲呵斥。見我不為所動,快步逼近,似乎想動手阻止。奇的是,見到我胸前的相機,他竟然態度大變,不但九十度鞠躬,還比著手勢直說「どうぞ(請)!」

原來,這位攝影師竟因器材而判斷我是行家。當時的我拍照也才七、八年,只不過是用了世界大師們慣用的相機,技術說不定還沒他好咧!這也反應了日本人對專家的敬重,以及各行各業的明顯階級觀念。

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都看得到古老的唐風建築,整個國家一方面朝現代化快速發展,一方面又將傳統保留得這麼好,真是令人敬佩。在照片裡,只有新郎的髮型透露了這是二十世紀,否則,整個場景還真像是幕府時代的江戶。以這麼傳統、古典的方式構圖,是因為不想刻意強調什麼,就讓對象以純粹的自己表白吧!

在京都既碰見婚禮,又撞到喪禮。我站在三位弔喪的人之間取景,捕捉到的身影各為側面、正面與背面。想來他們與亡者的因緣、情誼也各不相同,一言難盡。

大概是小時候日本江湖片看多了,見到喪禮便忍不住猜疑,也許一個生命的結束,便是宣告了另一場衝突的開始。來賓中一定有不少黑社會角頭,舉止之間暗藏著彼此明白的恩怨情仇⋯⋯明明是條安靜小巷裡的普通告別式,卻讓我聯想到一幕幕的電影場景。

我崇敬的幾位攝影大師都拍過喪禮,如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 1951年的《西班牙鄉村》、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 1963年的《吉普賽人》。面容祥和的往者周遭圍著哀慟的家屬,整個景象讓人覺得死神就在每個活人的臉上。

最擒我心的,就是昂利‧卡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66 年於日本拍的「歌舞伎演員的喪禮」。五位服喪的婦女身著黑衣、面容哀戚,在畫面中各據一方,有的默禱、有的拿著白巾擦淚。背景白漆寫著「告別式」字樣,每個人的眼睛都剛好閉著,彷彿感應到亡者的靈魂在她們之間穿梭,不忍離去。

遇到相仿的攝影主題,我就會想了解,大師們是怎麼看、怎麼想的。儘管表現手法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但一張作品的形成,畢竟不是攝影人能完全作主的。鏡頭前的人、事、物各有來龍去脈,會自己說話,攝影人只是見證者,主要任務就是將他們要說的話表達地更清晰、動人。

阮義忠,《日本,1982》

行程的最後一站福岡有個天然良港博多,自古即為日本重要的國際交流門戶,蒙古人兩度入侵都是從博多灣登陸。此地與中國的淵源不淺,西元一世紀,有位國王受過漢光武帝冊封,授與「漢委奴國王」金印。西元十二世紀開始與宋朝貿易,十三世紀有位曾至宋朝取經的聖一國師,在活躍於博多的宋朝商人謝國明幫助下,於福岡設了承天寺。

日本之旅結束後,我一回家就先放了幾張比較喜歡的照片,其餘就擱在檔案中。一晃三十多年,之前從沒想過編輯、展覽,最近仔細整理,把挑出來的影像全部重新放大。在工作過程當中頗為感慨。當時的我,實在是太年輕了;而那時的日本,如今還找得到嗎?

有一張作品左看右看,就是想不起來是在哪兒拍的。再三端詳、比對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清水寺!時代的腳步真是太快了,地球的各個角落都在變,同質化現象愈來愈明顯,再美的地方,遊客一多便盡顯庸俗。

先前之所以疑惑,是因為照片上只有三位遊客。記得兩年多前造訪,用廣角鏡頭取景,無論相機朝向哪裡,都至少會框住幾百個人頭。三十年前的清水寺讓我沈醉於唐代的氛圍,如今倒感覺像是古代陳設的情境旅遊場。

《日本,1982》的這些影像是我海外行腳的一站,對扶桑人士來說,或許也能在其中找到一些追憶吧!

阮義忠,《日本,1982》

阮義忠,《日本,1982》

阮義忠,《日本,1982》


阮義忠 Juan I-Jong,《日本,1982》,1982,gelatin silver print 
©阮義忠 Juan I-Jong courtesy of aura gallery taipei

阮義忠  / 日本,1982 + 須田一政 / 台北吉祥
2016.1.30 – 3.12 @ 亦安畫廊台北 aura gallery taipei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13號1F
開幕 Opening reception | 2016.01.30 (六) 4:30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