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歌仔戲班子,嘉義,1984年 | 蔡明德攝影

安安歌仔戲班,嘉義,1984年 | 蔡明德攝影 / 南方家園提供

文 / 李威儀 | 本文原載於《人間現場》(蔡明德,南方家園出版,2016年)

說來有些不好意思,《人間》雜誌創刊時,我才剛滿三歲,停刊時,我才剛入小學。我沒有直接經歷《人間》的洗禮,對於《人間》,我隔著世代的認識距離。一直要等到上了大學重新自我補課,從舊書攤陸續抱回雜誌翻讀,才明白自己是如何錯過了一個時代的智識戰場。而隨著時間與陳映真的悄然遠離,《人間》也已成為一個傳說。

《人間》最為人樂道的,是其深度採訪踏查的報導實踐以及對社會弱勢的關注視野。儘管彼時奠基於「相信、希望、愛」所發散出的熱情與抱負,帶著如今略顯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和綿綿溫情,但難以否認地,它所具備的使命感與傲骨,為報導工作者樹立了一個指標,也是在社會環境持續劣化而新聞媒體同步崩壞的今日台灣,《人間》之名依然屢被喚起的原因。

《人間》所帶動的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則如一道烈焰,燒向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問題的諸多禁區。有別於當時的主流媒體,它具備的結構性問題意識以及對底層敘事的投入,震動並影響了許多人思索問題的方法。它所標幟的影像書寫,則將攝影的公共性與批判性意義,大大地、集中火力地突顯出來,成為台灣寫實攝影歷程中令人無法忽視的一段。

《人間》的創辦人陳映真先生曾在談到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時說:「一部紀實攝影史,就是一部攝影作家對人類的公平、團結、正義、世界的和平、消除人間不義、黑暗、反對戰爭和剝削……透過映像的記錄、表敘與傳播,達成宣傳鼓動,從而實踐改革,使人間世界更美好的運動的歷史。(《紀實攝影》序文,遠流出版,2012年)雖然事實上,並非所有紀實攝影都帶有揭露與鼓吹的性質,但從陳映真的描繪裡,明顯可以看到他對於以攝影作為關照現實問題的期待,並透過將左翼的人道關懷、階級意識寄託於攝影的觀看表現之中,由此形成《人間》影像報告的核心理念,去照望他所稱的「沒有臉的人」(faceless)——真正創造歷史但遭受忽視的大眾人民。

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一九八零年代台灣,此一標舉面向生活現場、帶有運動性格的攝影與思想啟蒙,開啟了《人間》青年報導世代的快門取向——從鹿港反杜邦運動、新竹李長榮化工廠汙染抗爭、蘭嶼反核運動、反五輕運動、台大「自由之愛」的各種事件前線,到鄒族青年湯英伸案、老兵返鄉、流浪戲班、精神病人、拾荒者等邊緣族群的議題探究……,這些對於現實世界的關切、疏理與在場,確立了這批《人間》報導者行腳深耕的工作態度,將《人間》的鏡頭和筆化為逼視人間的眼睛,同時為台灣正值快速轉型時期的歷史步伐刻下足印。

我曾在《人間》一九八七年十月號的一頁自家雜誌廣告照片裡,見過一個穿著工作衫牛仔褲、身掛三部相機、肩著攝影背袋的年輕人,目光凝重地佇立於街頭上。這張肖像是我腦海裡對《人間》雜誌眾多形象中的一個特殊印記。後來才知道,照片裡的人就是《人間》的記者「蔡桑」蔡明德先生。

我在自己從事雜誌編輯工作並有機會認識幾位《人間》的前輩工作者之後,對於《人間》的印象才更為立體而實際地鮮明起來。蔡桑是其中之一,年輕的他受到「大陳」(他們對陳映真的暱稱)的號召,自此展開了攝影報導的生涯。由於長年投身新聞界,幾近無役不與的閱歷,他總有淘不盡的採訪話匣,但每每聊起在《人間》的「第一件差事」,他的眼裡就會迸出特別熾熱的火花。

三十年過去,如今蔡桑將歲月都換成了照片,這些照片也已成為歷久不衰的社會寓言——貪酷如他鏡頭下的屠虎記,瘋狂如那座六合彩的明牌市集,扭曲如受資本體制支配的環境公害,壓迫如吳鳳神話,異化如災變礦場。這座島嶼的死生榮辱和哀樂悲傷仍舊繼續,人間無從迴避躲藏,報導紀錄是永遠沉重的擔子。

重返人間現場,我又想起那個穿著工作衫、掛著三台相機的人。「嘿,少年仔!過來啉一杯啦!」我想像蔡桑招手,用一貫豪爽的語調叫他。少年仔終於鬆開眉頭,舉起胸前那台卡著五十釐米鏡頭的尼康,對著蔡桑「喀嚓」一張。他從不計量那些照片所能帶來的餘溫和後勁,只是這麼拍呀、拍呀拍……

這本書正是這麼一部攝影報告、一份時代筆記,還有值得我們反覆回望的,一個報導者的初心。